在中国体育发展史中，应该没有哪个项目像乒乓球一样在国人心中占据着特殊地位。1959年的第25届世乒赛，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获得男子单打世界冠军，这是中国体育项目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赛后国家领导人将这一夺冠与十年国庆并称“双喜”，乒乓球从此被誉为中国“国球”，也在全国群众中掀起了乒乓热潮。

　　它有着辉煌的竞技成绩单和庞大的群众基础，“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何时搏”“一切从零开始”“小球转动大球”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也来自于乒乓球。而小小银球征服中国的起点，正是源于东海之滨——上海。

　　乒乓球运动起源于英国，它的英文是table tennis，桌上的网球，顾名思义，它是从网球演变过来的。1926年，英国成立了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并开始举办世锦赛，规模由小到大，慢慢的变成为受人欢迎的竞技体育项目。

　　乒乓球是从哪里传到中国来的？据中国乒协前主席、国际乒联终身名誉主席徐寅生的说法，起源有两种，一种是从欧洲，最初在上海的教会学校等洋人的圈子里玩起来的；另一种说是从日本传过来的，上海有一个经营文具的商人在日本看到有人在桌子两边打球，发出“乒乓”的声音，觉得蛮有趣，就把它带到上海。

　　徐寅生比较倾向于从日本传来的说法，他从技术角度做了一些推理：上海人打乒乓，直握球拍，这个习惯和日本人相似，而欧洲则流行横握球拍打球。

　　关于这一点，著名历史学者熊月之花了近一周时间考证史料，在《国球之“摇篮”，上海乒乓名将访谈录》序言中写道：1904年，上海河南路昭通路合记文具店老板王道午，从日本买回10套乒乓球器材，找来几个人学打，并在商店里展示，以利推销。乒乓球运动遂在上海流行开来，并扩展到其他城市。1916年，上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设置乒乓球室，供人活动。1918年，上海中华乒乓球联合会成立，并组建中国台球研究会。1923年，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日本青年会日校和上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日校举办乒乓球联赛。这是上海最早的乒乓球比赛。1924年，中华乒乓球联合会举办了上海市第一届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因参赛队众多，分11个组预赛，最后由台球研究会队夺得冠军。由此可见，当时上海乒乓球运动已颇有规模。

　　上图：国际奥委会前主席基拉宁勋爵旧地重游，来到了30多年前的跑马厅、当时的上海市体育宫乒乓球馆参观。

　　复旦大学原党委书记秦绍德也在此书序言中表示，不管乒乓球是从哪里传来，能确定的是，乒乓球运动首先登陆的地点就是上海。

　　上海是一个开放型城市，自1843年开埠以来，百年间慢慢地发展成为东亚乃至国际性大都会。工商业发达，移民日众，我国各种新产业、新技术皆首先在此发端，乒乓球运动的引入也是一样。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上海的乒乓球运动已十分常见。商业性质的私人乒乓球房遍布全市各处，如新世界、华新、金门、东方、华胜、太湖、永安七重天等。民间各行各业自发组织的乒乓球队也不少，如糖业队、玩具商队、晓光队、联星队、广东队等。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公家办的场所如工人文化宫、精武体育会、沪东工人文化宫，以及企业、机关、学校组织的乒乓球队，又逐步推动了乒乓球运动的普及。徐寅生回忆自己年轻时，上海大大小小的乒乓球比赛隔三岔五就举行，最早的市运会还将乒乓球比赛细分到各行各业举行，群众对乒乓球运动热情高涨。徐寅生就说过：“我是从全市比赛的赛场历练出来的乒乓球运动员，由此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舞台。”

　　而且，中国人打乒乓，不单纯模仿照搬，而是依据自己的情况，有所发现，有所创造。上海乒羽中心原主任段翔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上海作为我国乒乓球运动先行者，对中国乒乓球发展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乒乓球在它的发祥地英国，因为与网球渊源很深，因而欧洲人多是横握球拍，技术风格又受当时网球的发展的影响，主流技术打法是以防守型和削中反攻型为主；而上海从初期开始主流握拍即为直握球拍。不同的握拍法反映了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也会形成不同的理念，直至不同的特点和风格。而上海早期的主流风格就偏向主攻主凶主快，角度控制、注重变化，正因走了完全不同的技术路径，因而逐渐造成后来几十年巨大的发展落差。”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前，上海已有薛绪初、傅其芳等直拍进攻打法的精英运动员。他们在全国以及远东、亚洲的比赛中初露锋芒，也影响着后人的技术风格。段翔强调：“正因中国包括上海乒乓球的前辈精英从乒乓球本身的运动规律出发，不断探索和确立正确的认识和理念，能不断把握技术发展的趋势，制定正确的技术打法的制胜方针和竞技法则，我国乒乓球项目才能在长时间内稳占世界乒坛的优势地位。”

　　乒乓球是中国体育的先行者，开创了一个辉煌的时代。而上海，当之无愧是乒乓球世界冠军的“摇篮”。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3年第20届世乒赛至2018年第54届世乒赛，中国国家队的主力队员中至少有上海队员近60人次，占全部队员的近三分之一。而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获乒乓球世界冠军116个，来自上海的运动员、教练员有20人左右。如果把上海队员参加男女团体赛所获冠军也计算在内的话，上海选手至少获得超过69个世界冠军。

　　对此，段翔对《新民周刊》重点介绍了一组数据——众所周知，世乒赛共为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和双打七个项目，一支球队若能先后集满七个项目的奖杯，即为实现金牌全满贯。中国乒乓球队从1959年容国团首夺男单冠军开始，1961年首夺男团和女单冠军，1963年首夺男双冠军，1965年首夺女团和女双冠军，直至1971年张燮林和林慧卿首夺混双冠军，中国运动员历经12年完成了世乒赛七个项目全满贯的壮举。而参与首夺桂冠的有17人次12位功臣，他们是容国团、徐寅生、庄则栋、李富荣、王传耀、邱钟惠、张燮林、王志良、林慧卿、郑敏之、梁丽珍、李赫男。其中有10人次6位战将来自上海，他们是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林慧卿、郑敏之和李赫男，男女运动员各占一半，攻守打法也是各占一半。“如此闪光的数据构成的事实，有力地展现了上海乒乓球的历史地位和对我国乒乓球运动在上世纪60年代全面突破、称雄世界的征程中所做出的全面的、不可或缺的重大贡献。这既是中国乒乓球界的宝贵财富，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光荣。”段翔说到这里，充满骄傲和自豪。

　　能不断培养出世界冠军这样的“高徒”，自然离不开“名师”指点。尤其作为一项竞技运动，新技术总是在成熟技术改进的基础上出现的，遇到一位好教练，就能诞生一批优秀运动员。

　　我国著名乒乓球教练员中，有不少来自上海。据统计，担任过国家队男女队教练的有杨开运、傅其芳、孙梅英、李赫男、徐寅生、张燮林、李富荣、林慧卿、陆元盛、施之皓等人，担任过八一乒乓球队总教练的有李振恃。其中，徐寅生担任国家队男队主教练有8年之久，张燮林担任国家队女队主教练达23年，李富荣担任国家队教练时，率团在第36届世乒赛上囊括7项冠军、5项亚军。

　　传承，是上海乒乓球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在数十年的发展史上，前辈们克服了无数困难，将成功的经验传授给一代又一代的年轻队员。

　　在上海体育博物馆内，人类能看到5个成色新旧不同的乒乓球拍，诉说着新中国上海乒乓的故事——

　　徐寅生和李富荣同为开启国乒第一个辉煌时代的主力球员，帮助国乒连夺三届世乒赛男团冠军，二人也先后担任过国乒总教练，培养了开启国乒第二个辉煌时代的主力球员。

　　1981年第36届世乒赛，李富荣率领曹燕华、蔡振华等新一代主力，完成了囊括世乒赛7座奖杯的壮举。

　　此后，“上海的力度”王励勤扛起了上海乒乓的大旗，第48届世乒赛王励勤作为主力出战3项，国乒第4次包揽7杯。

　　而曹燕华在退役后创立曹燕华乒乓球学校，开创人才培养新模式，挖掘发现了许昕这棵好苗子，在许昕成长的过程中，又得到过王励勤亦师亦友亦兄的帮助和指点。

　　“上海乒乓一直都是非常有传承的，从徐寅生、李富荣到曹燕华、王励勤、许昕，再到我们新生代的樊振东，他们都是上海队的荣耀。”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乒乓球羽毛球运动中心主任、党支部书记李备还向记者分享了一个好消息：随着7月9日樊振东在2023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WTT）球星挑战赛卢布尔雅那站男单决赛中夺得冠军，他已经重新回到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作为新一代上海乒乓球队的领军人物，樊振东将续写上海乒乓的辉煌，推动乒乓球项目在上海更好地发展。

　　上图：2023年5月28日，南非德班，2023德班世乒赛男单颁奖仪式，樊振东冠军、王楚钦亚军、马龙与梁靖崑季军。

　　1959年，第25届世乒赛在当时的西德多特蒙德举行。中国选手容国团登高一呼连克强敌，收获男子单打冠军。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也成为中国乒乓球和中国体育腾飞的起点。

　　腾飞的背后，是中国乒乓队多年来的厚积薄发。乒乓球运动是一项高技术性的球类对抗项目，技术的每一次变化，尤其是正反手进攻性技术的重大创新和变革，都会带来打法风格的重大变化和技术质量的显著提升，从而改变世界乒坛的格局。从乒乓球胶皮拍到海绵拍，从小球到大球，从“快、狠、准”到“快、狠、准、变、转”，从赛璐珞球到塑料球，包括底板、胶水、赛制改革等等，上海始终紧跟技术发展的潮流，活跃在技术进步的前沿。

　　段翔在采访中仔细地给记者科普了乒乓球运动自国际乒联成立以来经历的八次重大技术创新，他表示，中国之所以能够在乒乓球项目中长期领先、一骑绝尘，除了体制保障外，非常关键的一点在于前辈精英对乒乓球制胜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明显超前于其他国家，而上海乒乓界的领军群体更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上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初的胶皮拍年代，是欧洲防守型和削中反攻型打法的繁盛时期，随着海绵拍的横空出世，乒乓球在速度上迎来了跨时代的变革，日本长抽型非均衡打法全面战胜欧洲传统削中反攻型打法，乒乓球主流打法完成了从防守主导到进攻主导、下旋速度主导到上旋速度主导的重大转变。同时，由于海绵拍的加持，我国原先已经逐渐成熟的传统胶皮拍快攻得到强烈的工具助推，反手速度的明显加快和正手借发力空间的突然打开，使得直拍正胶近台快攻完成了建构和突破，近台速度集合优势骤然放大，世界乒坛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就迎来了中国近台快攻的强大挑战。”段翔告诉记者，当时“快、狠、准、变”的指导原则也已经进入反复酝酿的阶段，水到渠成、呼之欲出，而上海乒乓界精英对于近台快攻打法的创新、成熟和突破，尤其左推右攻打法的升华做出了重大贡献。

　　1961年，国际乒联将第26届世乒赛的举办权交给了中国，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举办国际体育赛事。那一次，男团决赛最后一场，伴随着容国团的豪言，中国男队击败了称霸乒坛许久的日本队，首次夺得世乒赛团体冠军。

　　在那之后，中国乒乓人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时代。国内从此掀起了乒乓热潮。中小学生几乎书包中都带着拍子，到处能够正常的看到他们围着球台排队打球的场面。

　　当然，对中国队的挑战一直存在。1971年，正值中国传统直拍正胶近台快攻打法处于困难时期。而欧洲选手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结合学习中国和日本的技术形成了弧圈球结合快攻的打法，有了飞跃般的进步，对中国队、日本队都产生了强大冲击。

　　面对优势不再、竞争力尚在的情况，徐寅生又一次站在启蒙的高度，提出必须将旋转（主要指弧圈）纳入新的快攻体系，形成“快、准、狠、变、转”。“虽然只加了一个转，但这却是一个超级难题，可谓乒乓球界的‘哥德巴赫猜想’，这不是简单的要素叠加，而是要打破近台快攻原有的框架，形成新一代的弧圈型全台快攻打法。”段翔直言，过了几十年回过头再看，更能深刻感受到大师的超前理念，这不仅是一个策略，更是科学和智慧。“要实现‘快、准、狠、变、转’的宏大构想，必须对当时几乎所有的技术结构进行核心化、集成化、一体化的变革，从而实现全台正反手攻防的均衡化。而这一次技术跨越的真正突破，中国队花了几十年。”

　　随着乒乓球技术不断提高，速度加快，旋转加强，比赛中回合相对减少，观赏性也越来越差。为了乒乓球项目的继续发展，徐寅生担任国际乒联主席期间，积极推动改革，提出了“小球改大球”的方案。

　　徐寅生在采访中坦言，当运动员时，只想着最好能一拍制胜，不需要考虑好看不好看。但作为国际乒联主席，就要考虑乒乓球如何提高观赏性，吸引更多的观众，成为奥运会中最受欢迎的项目之一。

　　具体怎么改革，当时的方案可称得上是五花八门。最后，徐寅生从日本一种44毫米的乒乓球汲取了灵感：如果把当时的38毫米用球加大一些，就能把速度和旋转减下来。这种改动属于微调，容易适应，对运动员的影响不至于太大，应该容易被接受。

　　小球变大球不仅提高了乒乓球的观赏性，在技术层面，降低了载体的速度，升高了主体的速度。换句话说，运动员的主体能力得到了释放。“这一改变下，以王励勤、马琳、王皓为代表的我国运动员，展开了第六代技术的重大变革并取得了巨大进展。而张继科、马龙登上舞台后，则说明我国已经完成了弧圈型全台快攻变革。现在，以樊振东、王楚钦为代表的新一代乒乓球领军人物，是我国第八代技术革新的最新掌握者。”段翔补充道，当时“小球改大球”的背后，徐寅生作为国际乒联终身名誉主席把握改革方向，同时，当时的国际乒联技术委员会主席也是上海乒坛名宿姚振绪，“姚振绪长期在国际乒联担任重要职务，在‘小球改大球’方案的执行和落地做出了突出贡献。此外，李富荣也在亚洲乒联主席的位子上为推动世界和亚洲乒乓球运动的变革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21年，许昕继李富荣后当选亚洲乒联副主席，年轻且有影响力的球员进入国际组织工作，无疑将在未来再次为国际乒坛做出中国贡献”。

　　当前，世界乒乓球进入了弧圈型全台快攻的全新时代，徐寅生多年前提出的“快、准、狠、变、转”的宏大构想已经成为现实，面对未来新的发展趋势和竞争格局，无论是中国乒乓界还是上海乒乓界，都将继续求新求变，不惧变革，充满活力，迎接挑战，在新时代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独木不成林，单丝不成线。乒乓球虽然是个人项目，但帮助中国乒乓球队无往不利的，离不开集体力量、团队精神。

　　李备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也着重强调了这一点，她告诉记者，上海对于运动员的培养，一直都是举全市之力，集结各方力量，球场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人在战斗，但是在他的背后，有教练、陪练、队员、队医、科研、后勤等无数人的支持和付出。

　　国乒领军人樊振东加入上海队后，遇到大的国际比赛，他都会向王励勤沟通取经。樊振东曾坦言，运动员在比赛中，心理状态和身体状态都会有起伏，这些沟通对他来说帮助非常大。

　　此外，当樊振东在外比赛，身体出现一些反应时，上海队会特地为他安排身体状态评估，帮助他卸下心理上的包袱。

　　正是这份保障，让樊振东能够更快地与团队完成磨合，向杭州亚运会、2024巴黎奥运会和2025粤港澳全运会男单冠军发起冲击。

　　的确，在上海，你很容易感受到社会各界对乒乓球运动的支持。乒乓球在上海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在上海的影响力很大。

　　此外，以世界著名品牌“红双喜”为代表的乒乓球运动器材商的支持也是上海所特有的。段翔举了个例子，当年“小球改大球”的改革，落地阶段得到了“红双喜”的支持，要知道，做一个大球并不容易，要先开模具，然后再加工，费工费钱。最终改革方案能够得到各国认可，也离不开“红双喜”的全力以赴。

　　值得一提的是，从各项群众性赛事来看，参与人数包括青少年，上海在全国也是领先的。上海每年以各种名义举办的乒乓球赛非常多，尤其在青训方面，除了每年的国少选拔赛，还有各种测试赛、达标赛、精英系列赛，包括市运会等。事实上，以青少年为主体的市运会，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很罕见，这正是上海体育几十年不变的宗旨——培养新人。

　　李备告诉记者，在大赛中，上海还非常注重引入乒乓文化，比如近期开展的国少选拔赛比赛间隙，市乒协专门与中国乒乓球博物馆联合在赛场举行了“乒乓文化展”，小选手们不仅学到了乒乓球项目发展的历史，也学到了老一辈中国乒乓健儿顽强拼博，为国争光的精神。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基础，这样的传承，中国乒乓球博物馆、中国乒乓球学院等机构落户上海也就顺理成章了。

　　“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与中国乒乓球学院共建上海市乒乓球二线运动队训练基地，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畅通了乒乓球优秀后备人才教育培训通道，增强上海乒乓球人才梯队的厚度和质量。”李备表示，这支二线队伍，将纳入上海乒乓球运动的后备梯队，为一线队伍输送人才，使一线队伍的金字塔更大、质量更高。同时，通过中乒院的平台，能够真正实现体教融合，让孩子们得到学习和训练的双重保障。

　　作为国球，乒乓球的意义也早已超越一项体育运动。徐寅生曾不止一次地表达，打乒乓球不是仅仅拿几个冠军，这不是乒乓球的全部，应该有更多的东西。在他看来，体育就像一门通用的语言，冲破重重阻隔，成为全世界友好交流的契机。而上海作为一座国际化大都市，又是众多乒乓名宿的家乡，将在未来为乒乓运动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记者｜周洁

　　乒乓球运动于19世纪末起源于英国。当时的欧洲盛行网球运动，但由于受到场地和天气的限制，有人便把网球移到室内，球是用轻而富有弹性的材料（如软木、橡胶）制成，拍子是雪茄烟盒盖之类的木质板，像打网球那样在桌上打，故欧洲人称之为“桌上网球”。

　　1900年左右，由于轻工业的发展，球才改用赛璐珞制成的空心球。此后，乒乓球运动逐步发展起来。20世纪初，上海一家文具店的老板从日本买回十套乒乓球器材用于推广，由此乒乓运动从上海向全国普及。

　　第31届世乒赛女子单打冠军、女子双打冠军（与郑敏之合作）、混合双打冠军（与张燮林合作）

　　新民晚报红双喜杯迎新春乒乓球公开赛是上海市乒乓球协会联合媒体、企业自主创办的群众性乒乓球品牌赛事，自2005年创办至今，慢慢的变成了了全国影响力最大、参赛人数最多的业余乒乓赛事之一。

　　“敏之杯”以乒乓球世界冠军郑敏之的名字冠名，至今已成功举办十四届。从社区基层赛事到市级业余联赛项目，历届参赛球队达730余支，参赛人数达5600余人，数十年扎根社区、服务群众，带动更多市民朋友热情参加体育活动。

　　上海城市业余联赛是2017年首创，其中乒乓球比赛屡创上海乒乓史上参赛人数最多的新纪录。同时，在几乎贯穿全年的赛制中，挪入联赛的乒乓球比赛多达百余项，充分反映上海乒乓球竞赛体制的日臻完善与成熟。

　　从2018年开始，上海市乒协将沙地乒乓球作为户外乒乓运动的一项创新尝试举办了该项比赛。运动员们手持砂板，在铁制球台上击打55毫米的特制大球，享受大自然中“快乐乒乓”的乐趣。